1950年夏季，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收到沈阳的报告，得知有人提议铸造他的铜像，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他询问田家英：“他们要铸我的铜像？”在得知还有请求提供站像图样时，毛泽东立刻拒绝：“一幅也不给！”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文件退回，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权力界限和政治风气的重要提醒。沈阳各界代表曾提议在市中心建造纪念塔并铸造铜像，毛泽东对此态度明确，批示中提到：“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他认可建塔，但强调在纪念建筑上突出个人形象并非荣誉，而可能变成讽刺。他特别指出，这种做法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强调的防止享乐主义和保持艰苦作风的要求不符。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召开，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正从农村转向城市，会议反复强调防止干部因胜利而迷失自我的重要性。

有趣的是，相似的提议之后并未完全消失。北京市后来曾提出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只简短地写下：“不要这样。”虽然字数不多，但态度清晰，不容回旋。

第二份材料来源于他的故乡韶山。1950年9月，湖南方面计划在韶山修建房屋、整修道路，涉及到通往毛泽东故居的道路。他对此十分关切，立即致电中南局和湖南方面，要求停止相关计划，认为这关系重大，容易在群众中产生特殊化的印象。他关心家乡人民，但不愿让个人身份成为使用公共资源的理由。

第三份批示出现在1966年7月，此时的政治宣传中个人化表达增多。中央宣传部提交的一篇新闻稿中出现了“最高指示”字样，毛泽东对此要求改为“指导方向”，并提醒少用过于拔高的词汇。这份批示的意义在于警惕政治语言将个人意见绝对化，可能导致正常讨论和修正的压缩。毛泽东清楚个人威望的影响，但也明白威望若脱离制度约束，容易变成盲目服从。

这种谨慎并非1966年才开始。1943年，党内有人提出为毛泽东祝寿并宣传其思想，他甚至表示不应大规模操作，认为个人思想仍在发展，不适合过度神圣化。1948年后，他审阅文件时也多次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并在1952年对《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不赞成将这一提法与马克思和列宁并列。

然而历史并非单向发展。1957年，毛泽东曾认为党内部分同志对个人崇拜的反对过于强调，反而削弱了领导所需的权威。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区分了“正确的崇拜”和“错误的崇拜”，认为对科学真理的尊重不可与对个人的盲从混为一谈。这段话常被孤立引用，似乎表明他支持个人崇拜，实际上在探讨领导权威、集体决策与盲从的边界，讨论的不单是崇拜本身，还有谁来判断正确、如何接受批评和制度能否纠错的问题。

晚年，毛泽东对周围工作人员表示，既不能不把他当领袖，也不能总是把他当领袖。在1970年与斯诺会晤时，他谈及“伟大的导师、领袖、统帅、舵手”等称谓，认为这些说法“讨人嫌”，希望将来去掉。1975年，他再次提到生死平等，明确表示自己也不例外。

这三份批示虽然无法替代对复杂历史的全面研究，但足以表明毛泽东曾重视政治权威，同时对个人神化保持警惕。1950年的“不应铸”，韶山的“立即停止”，以及1966年的改词要求，分别抒发了他对纪念形式、特殊待遇和宣传语言的态度，构成了他应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不同侧面。